中国多地现假冒口罩抗疫期间将重罚

中国多地现假冒口罩抗疫期间将重罚

(抗击新型肺炎)中国多地现假冒口罩 抗疫期间将重罚

中新社北京2月3日电 (王庆凯)“转了好几家药店都没有口罩,无奈只好托朋友在天津买。”但当北京市民高艺璇拿到口罩后,发现“质量太差,像层纸”,怀疑是假冒伪劣产品。

近日颁布的《关于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刑事案件办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对涉及危害疫情防控工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依法从重从严把握。

当然,这样说并不排除拐点提前到来的可能。从全国范围看,新增疑似病例自2月5日起已连续下降,这一情况似乎暗示目前全能型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已开始起作用。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通过加派医务人员、建成方舱医院,病人收治问题可望得到基本解决。而在全国范围,通过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包括使用高科技手段严防死守,阻断一切不必要的人员流动,二三代传染和社区性传染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高艺璇向中新社记者提供的这款口罩包装显示,这是河南省飘安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使用口罩”。记者联系到飘安集团,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的一份声明称,公司近日接到大量相关投诉,但公司没有生产这批次口罩,更从未生产名称为“一次性使用口罩”的产品。

这意味着这款口罩不仅价格高(20个口罩100元人民币),还是假的。高艺璇说,疫情当前,无良商家太过分,将维权到底。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屾山表示,疫情期间销售假冒伪劣口罩,也可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事实上,病毒在流行一段时间后会有变异,目的是与宿主共存,也许传染性会变强,但致病性会减弱。例如,武汉的一代、二代感染病人病死率很高(4%以上),但其他省份患者的病死率远低于1%。相关学科要对病毒的特点加紧研究,政府决策要在弄清病毒变异情况、易感人群及危重症人群特征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步的防控部署。

疫情当前,中国执法部门多次强调对制售假冒伪劣药品、医用卫生材料等干扰、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违法犯罪活动,将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根据最新也是最乐观的预计,湖北以外省份的疫情将在2月20日左右达到拐点,亦即真正意义上实现确诊病例数和疑似感染人数的下降。而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考虑到大量感染者未能及时收治,隧道尽头的亮光也许要在一个月后才能出现。

然而,在目前对病毒本身尚缺乏足够认识的情况下,这种预测本身还有较大局限性。例如,有专家指出,疫情早期对新冠肺炎诊断的标准有误,导致许多患者没有确诊;迄今为止,病毒的动物源头和中间宿主尚未最终确认;与某些机构所渲染的中药的有效性以及大众对新型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疗效的期待相比,世卫组织认为,目前还没有真正找到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而疫苗的研发也是远水不解近渴。需要指出的是,群体免疫力的提高是拐点出现的关键,但目前对新冠病毒感染痊愈后是否完全免疫,还不十分确定。

保护未成年人,需要拿起法律利器。从严厉打击犯罪,到开展预防性侵害教育,从研究制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办理规定,到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例库、定期总结发布指导性案例,从发出“一号检察建议”,到试行“一站式取证”,编织出一张细密的严惩性侵犯罪、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网。

根据疫情的变化,政府宜尽早制定方案,选择适当时机,以减轻损失策略代替围堵策略。一旦选择减轻损失策略,则更多地侧重于救治重症患者和高危人群,而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找到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上。同时要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恢复经济,使社会生活重回正轨。这一策略对于避免有限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和救治资源集中有效使用至关重要。当然,在推动此做法时要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同时要与民众积极沟通,避免因政策调整而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扬州市公安局1日破获了一起销售伪劣口罩案,犯罪嫌疑人低价购进伪劣一次性使用口罩6万只,大幅加价后销售,涉案金额6万余元人民币。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近日,中国查获多起口罩制假售假案。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国内生产的口罩可分为医用和非医用两种,其中医用口罩生产厂商必须获得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放的生产许可证。目前,所有具备生产资质的厂商均可在药监局官网进行查询。民众在购买口罩时可以输入厂商名称先行查询确认其是否有生产资质。

太原警方协助北京警方1日抓获2名销售伪劣口罩的重大犯罪嫌疑人,两人销售伪劣口罩58万余只,涉案价值达600余万元人民币。

如何决策下一步疫情防控的部署

病毒还在蔓延,原来期望的拐点尚未来到,抗击新冠疫情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目前来看,此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2009年的全球H1N1大流感相比,无论在破坏力还是反应度方面都已超出前两者。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此次疫情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挑战和检验。

通过此次抗击新冠疫情的经历,举国上下应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上取得共识,补齐短板。只有这样,一旦将来再次遇到此类重大危机,才能采取及时、透明、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把社会损失控制到最小。

尚满庆表示,当前正是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生产制造假冒伪劣口罩应当加重处罚。

根据201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件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典型案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尚满庆说,对于在重大灾害期间以次充好、废旧回收、假冒伪劣行为要加重(升格)刑事处罚。其行为如果造成其他不可逆损失,比如涉及公共安全等范畴,应该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属于竞合犯,择一重罪处理。

销售假冒伪劣口罩,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的,岳屾山表示,可以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如果后果特别严重,则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完)

针对疫情期间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的行为,广东德纳(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向中新社记者表示,生产假冒伪劣口罩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是所有犯罪中最为恶劣的一种。割除这个毒瘤,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刑法中也规定了强制猥亵罪、强奸罪等罪名,明确“猥亵儿童的,依法从重处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查办这类案件并非易事,取证困难就是一块“绊脚石”。

在未来两周,目前的围堵病毒蔓延的政策以及避免人群接触的措施,仍应继续不折不扣地执行,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仍为上策。但与此同时也应考虑到,严防死守管控措施的负效应将日渐明显。如果疫情在3月下旬后仍继续蔓延,则不仅要考虑对经济的影响,也要考虑民众对现行防控措施的承受力。

当然,检察机关同步介入的作用,还不仅仅是依法“取证”。查办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孩子是受害者,身心本来就受到严重的创伤,取证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严惩犯罪分子,但如果不加注意,就很容易让取证过程变成“二次伤害”。检方参与的“一站式取证”,有利于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目前,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增加了心理抚慰等“环节”,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查办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同样辅以心理抚慰工作,有利于平复未成年人受害者的情绪,修复他们的心灵创伤。

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试行“一站式取证”的做法,既加强了办案力量,也释放出严惩犯罪的强烈讯号。从通常做法看,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公安机关单独办案,力量和手段都比较有限。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技术鉴定部门、检察机关等同步到场,“一站式”的取证工作,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做到快查快办、严查严办。福建省福清市检察院办理的某小学教师刘某性侵小学生案,检察官与办案民警加强取证工作,在刘某只承认8起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侦查终结时认定16起,审查起诉中又追加认定12起,也体现了“一站式取证”的特别效果。这些办案机关“云集一堂”“强势办案”,体现出国家政法机关对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工作的高度重视。“检方坚持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案件”的铿锵话语,更有利于震慑不法分子,遏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抬头的嚣张气焰。

从犯罪规律看,性侵未成年人,通常选择在隐蔽的场所进行,不法分子往往具有教师、内部工作人员等特殊身份。有的怀有侥幸心理,自认为犯罪勾当“天不知地不知”。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技术鉴定部门、检察机关等同步到场,询问调查、检验鉴定等工作同步展开,既能从供述等言词证据中发现蛛丝马迹,也能通过检验鉴定锁定“黑手”。由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有利于及时、全面、合法地获取指控犯罪所必须的证据,检察机关加强与侦查机关的配合,有利于促使侦查机关准确全面地搜集和保全指控犯罪所必须的证据,保证侦查活动推进,更好地查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